西洋史教我們如何做個昆蟲人()   朱耀沂老師

 

有人或許會說,機會和運氣有偶然性,可遇不可求,的確有些自己不能控制的成分在。然而歷史上有很多大事其實是必然而然地發生的,例如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主導的宗教改革。

話說梵蒂岡的教廷把每個世紀的第一年訂為大聖年,凡是在這年朝聖的人可以贖罪,過去所有的罪惡都一筆勾銷。例如二○○一年是很特別的大聖年,到梵蒂岡的朝聖者超過二千萬人,平均一天六萬多人。一五一年究竟有多少朝聖者不得而知,但不難想像一堆人從歐洲各地蜂擁而來,看到奢華腐敗的教廷生活,敗興而回,並將所見所聞傳播出去,使得原先形象已不佳的教廷風評更糟。經過十幾年的醞釀期,信徒的不滿終於表面化。如此從時間的因素來看歷史的變動,必定會有較深入的洞見。

同樣地,在昆蟲學的研究上,時間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。閱讀有關一種昆蟲的生活習性或族群動態的報告時,常可看見「每六小時觀察一次」、「每週調查一次」等的字眼,若問作者是怎麼決定觀察或調查時刻,得到的回答大多是「礙於人力及經費之限制,只能如此安排」。此話無異表示該工作不過是遷就人力及經費的研究,目的不在追求闡明昆蟲生活的未知局面。

一種昆蟲的化蛹、羽化往往在三、四小時內完成,試想間隔六小時的觀察到底能夠掌握多少?如蠅類等發育甚快的昆蟲,在一個星期中發生量不知有多少次起伏;相反地,已進入休眠期的鍬形蟲終齡幼蟲,不必每週一次頻繁的調查。因此在決定觀察及調查間隔之前,應先做密集性的預備調查,考慮調查結果和研究目的,再決定最有效的觀察或調查時段,如此才能得到正確的試驗結果,並提高工作效率。

十九世紀末期的法籍昆蟲生態觀察者,法布爾Jean-Henri Fabre, 1823-1915,雖以「昆蟲詩人」的雅號著稱於世,但多數科學評論者並不認為他是昆蟲學者,原因當然不只一個,主因在於他的「實證主義」,即他只相信自己親眼看到、親手所做的實驗。這雖是一個研究者該有的態度,但過於偏重時會有反效果。

法布爾一直和達爾文(Charles Darwin, 1809-1882)維持良好的友誼,但在研究上他卻否認生物進化論。達爾文蒐集大量的資料,經過一番縝密慎重的思考及推理,發展出現今生物學公認的進化論的理論基礎;但在當時進化論是無法以實驗證明的,因此法布爾自始至終都持著反對的態度。不但這樣,他的巨著《昆蟲記》的內容極大部分是敘述他個人的觀察與試驗,除了反駁別人的觀點外,幾乎不曾引用別人的試驗結果。因此,我們無法看出他的試驗創意和動機,也無從評估他所得的結果的重要性,如此大幅降低了《昆蟲記》的學術價值,只能把它看成昆蟲生態讀物。

作為昆蟲學者,法布爾的資格備受質疑,但他對昆蟲生態及習性的觀察,的確有讓人敬佩之處。例如他觀察變成狩獵蜂獵物的吉丁蟲幼蟲中,狩獵蜂幼蟲順利發育而羽化的情形,認為該獵物並不是一個屍體。接著利用象鼻蟲幼蟲作各種試驗,證明該獵物是被麻醉而動彈不得的獵物。這項研究使他獲得法國科學院實驗生理學獎。其實這項試驗的開端很簡單,已死的吉丁蟲或象鼻蟲幼蟲,在乾燥的夏天會乾枯、容易折斷,在潮濕的季節則會發霉,如果幼蟲身上沒有出現這兩種情形,可以認定牠不是屍體。法布爾的大試驗就是從如此簡單的現象開始的。

在自認為專家的昆蟲人當中,不乏紙上談兵者,和這些人比起來,實證主義者還是很可貴的。但一個人的精力、時間到底有限,能夠做到、看到的事不很多,因此最好能夠多加善用別人提供的資訊。雖然一篇報告或許花數個小時可以看完,但作者從籌劃試驗到撰寫報告,可能花了數年的時間,讀者應當體認到參閱別人的報告是有價值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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