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洋史教我們如何做個昆蟲人(三)   朱耀沂老師

有人或許會說，機會和運氣有偶然性，可遇不可求，的確有些自己不能控制的成分在。然而歷史上有很多大事其實是必然而然地發生的，例如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主導的宗教改革。

話說梵蒂岡的教廷把每個世紀的第一年訂為大聖年，凡是在這年朝聖的人可以贖罪，過去所有的罪惡都一筆勾銷。例如二○○一年是很特別的大聖年，到梵蒂岡的朝聖者超過二千萬人，平均一天六萬多人。一五○一年究竟有多少朝聖者不得而知，但不難想像一堆人從歐洲各地蜂擁而來，看到奢華腐敗的教廷生活，敗興而回，並將所見所聞傳播出去，使得原先形象已不佳的教廷風評更糟。經過十幾年的醞釀期，信徒的不滿終於表面化。如此從時間的因素來看歷史的變動，必定會有較深入的洞見。

同樣地，在昆蟲學的研究上，時間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。閱讀有關一種昆蟲的生活習性或族群動態的報告時，常可看見「每六小時觀察一次」、「每週調查一次」等的字眼，若問作者是怎麼決定觀察或調查時刻，得到的回答大多是「礙於人力及經費之限制，只能如此安排」。此話無異表示該工作不過是遷就人力及經費的研究，目的不在追求闡明昆蟲生活的未知局面。

一種昆蟲的化蛹、羽化往往在三、四小時內完成，試想間隔六小時的觀察到底能夠掌握多少？如蠅類等發育甚快的昆蟲，在一個星期中發生量不知有多少次起伏；相反地，已進入休眠期的鍬形蟲終齡幼蟲，不必每週一次頻繁的調查。因此在決定觀察及調查間隔之前，應先做密集性的預備調查，考慮調查結果和研究目的，再決定最有效的觀察或調查時段，如此才能得到正確的試驗結果，並提高工作效率。

十九世紀末期的法籍昆蟲生態觀察者，法布爾（Jean-Henri Fabre, 1823-1915），雖以「昆蟲詩人」的雅號著稱於世，但多數科學評論者並不認為他是昆蟲學者，原因當然不只一個，主因在於他的「實證主義」，即他只相信自己親眼看到、親手所做的實驗。這雖是一個研究者該有的態度，但過於偏重時會有反效果。

法布爾一直和達爾文（Charles Darwin, 1809-1882）維持良好的友誼，但在研究上他卻否認生物進化論。達爾文蒐集大量的資料，經過一番縝密慎重的思考及推理，發展出現今生物學公認的進化論的理論基礎；但在當時進化論是無法以實驗證明的，因此法布爾自始至終都持著反對的態度。不但這樣，他的巨著《昆蟲記》的內容極大部分是敘述他個人的觀察與試驗，除了反駁別人的觀點外，幾乎不曾引用別人的試驗結果。因此，我們無法看出他的試驗創意和動機，也無從評估他所得的結果的重要性，如此大幅降低了《昆蟲記》的學術價值，只能把它看成昆蟲生態讀物。

作為昆蟲學者，法布爾的資格備受質疑，但他對昆蟲生態及習性的觀察，的確有讓人敬佩之處。例如他觀察變成狩獵蜂獵物的吉丁蟲幼蟲中，狩獵蜂幼蟲順利發育而羽化的情形，認為該獵物並不是一個屍體。接著利用象鼻蟲幼蟲作各種試驗，證明該獵物是被麻醉而動彈不得的獵物。這項研究使他獲得法國科學院實驗生理學獎。其實這項試驗的開端很簡單，已死的吉丁蟲或象鼻蟲幼蟲，在乾燥的夏天會乾枯、容易折斷，在潮濕的季節則會發霉，如果幼蟲身上沒有出現這兩種情形，可以認定牠不是屍體。法布爾的大試驗就是從如此簡單的現象開始的。

在自認為專家的昆蟲人當中，不乏紙上談兵者，和這些人比起來，實證主義者還是很可貴的。但一個人的精力、時間到底有限，能夠做到、看到的事不很多，因此最好能夠多加善用別人提供的資訊。雖然一篇報告或許花數個小時可以看完，但作者從籌劃試驗到撰寫報告，可能花了數年的時間，讀者應當體認到參閱別人的報告是有價值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。